—— 从韩炳哲到汉德克：一种重新转向他者的可能路径

当我们谈论当代人的疲惫，常见的解释要么指向“工作太多”、要么诉诸“自律不足”。但这两种说法都容易把问题收缩为个体层面的时间管理与心理调适，从而忽略一个更关键的事实：疲惫本身可能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

韩炳哲在讨论“倦怠社会”时提出：传统资本主义语境中那种以禁令、压迫、纪律为核心的解释框架——也包括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与全景监狱——已不足以描述当下。我们所面对的，不再主要是外部强制的否定性，而是一种过量饱和的肯定性：人们并非被迫服从，而是在“自由”“选择”“自我实现”的叙事中主动加速、自愿透支。

本文以一份关于韩炳哲与汉德克的阅读笔记为基础，尝试做三件事：

把“功绩社会/过度肯定性”的概念边界讲清；
补齐从“注意力涣散”到“文明退行”的论证桥梁，并给反对意见留出位置；
在汉德克“有意义的倦怠”启发下，提出一套更可操作的“否定性练习”——一种与其说是逃离工作，不如说是重新学会与他者共在的训练。

一、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暴力如何变得不可见

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主要以“应当/不得”的形式出现：禁令、纪律、惩罚、监视。人能清晰感知到外在压力，因此抵抗也常以对抗外部强制为形态。

但韩炳哲认为，21世纪的主导机制更像“功绩社会”：

社会集体无意识从“应当”转向“能够”。
主体被激励去“更高效、更积极、更自我驱动”。
外部禁令的否定性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肯定性号召：你可以，你值得更好，你还能更强。

这里的关键并非“社会突然变得自由”，而是权力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变化：规训并未消失，而是内化为自我管理。功绩主体仍然处在规训之中，只不过他不再把压力体验为外在压迫，而体验为“我自愿如此”“我在追求更好的自己”。

于是，暴力变得更难被看见：

当剥削来自他人，我们能识别出敌手；
当剥削来自自身，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而为一，主体在“自由感”中完成对自己的压榨，甚至把这种压榨误认作自我实现。

尼采式的“超人”意味着主权独立、只属于自身的创造性存在；但现实中大量出现的却是另一种人：不断劳作、不断优化、不断自我比较的“末人”。他们并非被关在工厂或监狱里，而更常出没于健身房、办公楼与购物中心——这些空间象征的不是禁令，而是“更好”的无尽追逐。

二、过度肯定性的认知症状：多头注意与无聊的消失

功绩社会的过度积极性，并不只是“更努力”，它在日常经验中往往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注意力结构：过度信息、过度刺激与多任务切换。

这种注意力结构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它是一种生产机制的要求

在高度竞争与实时协作的环境里，多线处理、即时响应、持续在线几乎被当作能力本身。注意力被拆分为可调度的资源：邮件、消息、会议、数据、任务看板……每一个都要求“立即”。

它反过来损害创造与文化积累

文化与创造性活动往往需要“深度专注”的时间条件：缓慢、连续、可容纳无聊的沉浸。无聊在这里不是低效，而是一种让心智从“反应模式”切换到“生成模式”的门槛——只有当刺激暂时停止，新事物才可能在沉默处发芽。

多头注意的典型特征，是它不能忍受一丝无聊。于是人变得“忙”，但这种忙往往只会加速重复：更快地处理已有事物、更高效地转发与复写，而不是产生真正的新东西。就像不断切换镜头的观看方式：目光四处张望，反而无法让任何事物真正呈现。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功绩社会把注意力从“栖居”变成“巡逻”。它要求我们像在危险环境里一样保持高度警觉与频繁扫描——这并不是文明的进步，更像一种认知层面的退行。

注：这种“退行”的说法更接近一种结构类比，而不是生物学判断。意思是：当注意力被迫长期处于应激式分配（扫描、切换、即时反应）时，人类赖以进行抽象思考、跨时空规划与意义建构的能力会被挤压。

三、兴奋剂社会与倦怠：当“我还能更好”不再有终点

当过度积极性成为常态，社会整体会呈现出一种“兴奋剂化”的节奏：

人被期望永远保持效能；
休息不再是无目的的庆祝与栖居，而只是为了“恢复工作能力”；
结果不是更有活力，而是心灵梗阻与整体倦怠。

在这里，倦怠并非单纯的疲劳，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崩解：它摧毁语言能力与情感联结，瓦解共同体、集体与亲密关系。人不再能够真正说话——因为说话意味着把经验交付给他者，并承认自身的有限与需要；而功绩主体最难做的，恰恰是承认有限。

更尖锐的一点在于：倦怠的根源并不是主体不想终结，而是主体无法抵达终点。功绩社会给出的奖赏结构往往没有休止点：更好、更强、更专业、更自律、更“像你想成为的你”。主体在这种结构中不断与自己竞争，永远处于匮乏与负罪感里：今天不够努力，明天还可以更好。直到崩溃成为一种“死亡式的自我实现”——自我毁灭与自我实现在此合一。

新媒体与虚拟空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机制：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没有敌人”的自由空间——那里只有一个可以不断被优化的理想自我。但这种自由并不让人更接近世界，反而更深地把人困在自恋式镜像之中：真实自我不断失败，理想自我永远在前方。

四、时间性危机：节日、仪式与神圣时间的退场

如果说前面的分析集中在主体与注意力结构，那么还有一个更底层的维度：时间本身如何被组织。

当信仰衰退、共同意义减弱，人类生活更容易体验为短暂易逝。过去宗教或传统能提供某种“持久性”：世界并非只是流逝，它有指向永恒的门槛。而更广泛地说，人们也会在“节日”中体验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的时间：节日取消功利目的，庆祝本身就是一种反消逝的实践。

节日往往以仪式开始。仪式像门槛与通道，区分神圣与日常、工作与庆祝。当这些边界变得模糊，剩下的便是单一的、连续的、可计量的工作时间——一种被生产逻辑彻底征用的时间。

在这种结构下：

休息不再通向意义，只通向复原；
艺术品从祭仪中的神圣见证退化为展览与市场价值；
博物馆与保险柜成为“零时间”的场所：它们收藏物，却难以生成时间性的共同经验。

最终，生命价值被压缩为“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总和”。人的尊严被商业价值替代，生活的每个时刻都可被商品化、可被绩效化。人似乎拥有更多选择，却失去最根本的意义来源：与他者、与共同体、与神圣时间的关联。

五、汉德克的“有意义倦怠”：倦怠并非只有一种

如果倦怠社会如此令人窒息，出路在哪里？汉德克提供了一个重要区分：存在一种引向对话、关注与和解的倦怠，区别于那种孤独的、摧毁性的倦怠。

摧毁性的倦怠让人封闭、沉默、自我攻击；而另一种“有意义的倦怠”会弱化自我中心，使自我重心转移到世界：我不仅看见他者，自我也成为他者。人在一种放松的无为状态中获得特殊的视觉能力——不是仓促的注意力，而是悠长、缓慢、清澈的关注。

这类倦怠甚至可能松动身份的限制，使事物在边缘地带变得可渗透、可亲近，从而取消对他者的顽固排斥。它不以亲缘或功能纽带组织共同体，而以一种生活节奏与友善氛围促成“无需归属的团体”。

这并不是浪漫化的消极，而是对功绩社会节奏的反向练习：让注意力重新学会停驻，让时间重新出现间隙，让他者重新进入经验。

六、从批判到练习：如何恢复“否定性”的能力

如果说功绩社会的问题在于过量肯定性，那么“否定性”并不等同于悲观或拒绝世界，而是一种能力：对刺激不立即反应的能力，一种自主的中止、阻断与延迟。它让人重新获得对注意力、冲动与时间节奏的主权，从而为“转向他者”创造条件。

它至少包含三个层次：

延迟反应：把“即时”从默认模式里撤下来

看到消息不立刻回
想开新任务先停一分钟
冲动消费先隔夜

这不是鸡汤式自控，而是在训练：我可以不被外界节奏牵引。

制造无聊：让心智从“反应”切换到“生成”

留出不被填满的散步
不带输入源的等待（不刷短内容）
对同一件事持续注视与思考

无聊在这里是一种“意义的孵化器”。

沉思冥想：一种“轻度积极性”的训练

冥想并非压抑一切，而是让压迫性的事物松开，使注意力回到可支配状态。它不是逃避世界，而是为进入世界做准备：在更自由的基础上，主动与世界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需要强调：这些练习不是为了让你“更能干”，而是为了让你能停止。在功绩社会里，真正稀缺的能力不是继续推进，而是有权利中止，并在中止中重新看见他者。

但停止本身不是终点。 更关键的是：我们在“否定”掉什么？又准备把生命的动力导向哪里？

从成瘾的心理学层面看，功绩社会之所以具有黏性，并不只因为“工作很多”，而在于它在结构上近似一种可持续强化的动机系统：它往往同时包含诱人的目标、持续的进步感、刺激的挑战、积极的反馈以及社会性比较这五个维度。现实的微观权力场域当然未必严格符合典型的“成瘾设计模型”，但隐藏在这五个因素之下的，往往是主体通过启发式和归因建立的个体与社群的文化性与社会性需求动机：包括对成功愉悦的反应、以金钱和权力为载体的对控制的需要、对归属感和吸引力的需要。换言之，绩效竞赛之所以难以退出，是因为它在无形中承诺了对这些需求的满足。

因此，破局并不必然等同于“拒绝努力”或“退回消极”。真正关键的，是把那套被绩效系统垄断的需求动机重新分配到其他可持续的满足路径上。冥想与否定性练习帮助主体脱离即时强化的牵引，恢复对注意力与冲动的支配；而与世界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真实的对话、共同体实践、非工具化的创造与庆祝——则为控制、归属与价值感提供替代性的承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实践不只是“缓解压力”的技术，更像是一枚指南针：它提醒文化性动物，满足需求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而我们仍可以选择一种不以自我剥削为代价的建构路径。

七、可能的反对意见：功绩社会并非解释一切

任何社会诊断都不应把复杂现实简化为单线因果。这里至少有三种常见质疑值得认真对待：

数字媒介也能组织共同体与真实他者：确实如此。问题不在媒介本身，而在主导逻辑——当媒介被绩效与注意力竞争统治时，它更易把人推向自我优化与比较。
多任务并非必然浅薄：也成立。多任务可以是技能，但当它成为长期结构性要求，且挤压深度时间时，代价会累积为创造性衰竭与意义贫乏。
“没有敌人”并不符合现实冲突：现实中政治与社会冲突一直存在。这里所谓“没有敌人”，更接近一种心理结构：在日常生活的绩效叙事中，人更容易把压力内化为自我失败，而不是把它识别为结构性问题。

因此，更稳妥的说法是：韩炳哲描述的是一种正在扩张的主导精神结构，它无法解释全部经验，但能解释当代疲惫为何如此普遍、如此内向、如此难以被指认。

结语：把自由重新定义为“能够中止、能够共在”

倦怠社会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以自由的面貌出现，却让人越来越无法自由。因为自由不只是“我能做更多”，更是“我能停止”“我能不做”“我能把注意力交给他者而非交给绩效”。

汉德克式的“有意义倦怠”提醒我们：一种更温柔、更缓慢的关注方式，可能重新打开共同体与亲密关系的可能性。通往这种状态的路径，并非更强的肯定性，而是恢复否定性的能力：延迟反应、容纳无聊、练习沉思，让自我从永无终点的竞赛中退出片刻，并在退出中重新看见世界。

也许成为“超人”的道路，并不在于更彻底地征服自己，而在于学会松开那套被绩效系统绑定的动机回路：把对控制、归属与价值的渴望，从“目标—进步—反馈—比较”的强化链条中抽离出来，重新安置到与他者共在的时间里。否定性练习因此不是逃避生活，而是为生活重新划出边界：在延迟反应与容纳无聊中夺回注意力的主权，在沉思与对话中恢复对世界的可感性。唯有当我们既能中止、也能重新连接，所谓自由才不再只是继续加速的许可，而成为一种真正能够栖居其间的能力。